初心可鉴:“我们为什么要革命”

应和时代吁求 奋力去除沉疴


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亚洲第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但以后政局动荡,军阀争斗,使中国社会处于前所未有的乱局之中。“起共和而终帝制”的现实,使许多仁人志士陷入了深深的绝望和彷徨之中,中国的出路究竟是在哪里?


民初共和政治的挫败与世界格局的巨变,加之社会主义世界新潮流的影响,使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选择了最激进的变革之路。对此,不同的社会阶层都有共同的感知,陈独秀曾说:“我们为什么要革命?是因为现社会底制度和分子不良,用和平的方法改革不了才取革命的手段。革命不过是手段不是目的,除旧布新才是目的。”辛亥元老林伯渠说:“辛亥革命前觉得只要把帝制推翻便可以天下太平,革命以后经过多少挫折,自己所追求的民主还是那样的遥远,于是慢慢的从痛苦经验中,发现了此路不通,终于走上了共产主义的道路,这不仅是一个人的经验,在革命队伍里是不缺少这样的人的”。毛泽东在给蔡和森的一封信中也这样认为:“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为近代中国整合了寻求民族复兴之路与追寻“世界大同”的“新文明”目标,为中国革命指明了前进的方向,“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共识。


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成长之时,正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外困于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内困于军阀官僚”的世事多艰之际。他们虽然因生长环境、个人际遇、教育背景不同,对于时局的感受也因人而异,但其总的思想动力,多源于国人普遍痛觉的危亡意识;而且陈、李等人也是富有新知,学有专精,集学者、革命者和教育者等多重角色于一身,是具有强烈的文化社会革新意识的新知识分子的代表,是当时“最先进的一股革命力量”,他们感时忧国、敏于时艰,有着相近的现实关怀和共同的政治趋向,成为沉沉黑夜中唤醒世人、力除沉疴、首播“火种”的先驱。


寻觅思想武器 确定理想信仰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从清末的思想潜流,到20世纪初发展成为一种思潮显流,因应着知识群英思想演变的“革命化”。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历次抗争的失败,都是因为没有一个先进的思想理论作为指导。因此在20初年探索救国之道之际,先进知识分子们意识到,现在“至急”的需要,就是要“建立一个比较最适合于救济现社会弊病的主义来努力改造社会”。陈独秀说:“主义制度好比行船底方向,行船不定方向,若一味盲目的努力,向前碰在礁石上,向后退回原路去都是不可知的。”毛泽东亦认为,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不可徒然作人的聚集,感情的结合,要变成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


诞生于19世纪中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所具有的鲜明的科学性、阶级性、实践性及博大精深的思想特征,为探索中的中国人民提供了解难释疑的思想武器,使得社会主义思潮的兴起成为这一时代的标志。李大钊声明:“我总觉得布尔什维主义的流行,实在是世界文化上的一大变动。”他指出:“我们的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的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陈独秀亦持此议:中国的生产劳动者受那么大的压迫,着实有“输入马格斯社会主义底需要。”陈望道也说:“我们几个人都是搞文化的,认识到要彻底改革旧文化,根本改革社会制度,有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必要。”而此际作为马克思主义实践成果的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适时提供了一个将社会主义由理论转化为实践、由理想转为现实的可操作的“范式”,促使中国的先进分子开始把自己的目光从西方转向东方、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转向社会主义。这一“转向”对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进程产生了深刻影响,给予中国的先进分子以新的革命方法的启示。“要想把我们的同胞从奴隶境遇中完全救出,非由生产劳动者全体结合起来,用革命的手段打倒本国、外国一切资本阶级,跟着俄国的共产党一同的生产方法不可。”


1920年11月的《中国共产党宣言》昭显:“共产主义者的目的是要按照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创造一个新的社会。”李大钊、陈独秀等人通过各种途径了解俄国革命,宣传马克思主义,经过辨析、省思,最终确立了自己崇高的政治信仰和理想信念,并以此相互砥砺,“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成为中国社会发展变革的推动者和践行者。


成立新型政党 实行社会革命


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逐渐突破“君子群而不党”的传统观念,广泛建立社团和学会,成为新知阶层政党实践的前奏。但民国初年政党纷争的乱象,使人们迷茫郁闷,深恶痛绝,李大钊说:“近二三年来,人们厌弃政党已达极点,但是我们虽然,究竟也要另有种团体以为替代,否则不能实行改革事业。”陈独秀在《政治改造与政党改造》中明确指出:“凡是直接担负政治责任之团体,才算是政党。”“只有以共产党代替政党,才有政治改造底希望。”“社会中坚分子,应该挺身而出,组织有政见的有良心的依赖国民为后援的政党,来扫荡无良心的无政见的依赖特殊势力为后援的狗党。”陈独秀、李大钊等知识分子深感时势的亟迫,亟须在组织化的基础上寻找一个以主义相结合、以政纲相号召的新型政治团,以动员民众,解决困厄,“从醉心于西方的民主,转注意力于中国的实际问题,其主要关键即在民初试行西方民主制度之失败。”内外交困、危机交织的社会政治环境催生出一个全新的无产阶级新型政党。


近代中国内忧外患的全面危机,使得运用政治力量进行信仰重塑和国家建设成为时代主题和首要需求。“新的共产党究竟如何,全靠自己做出证据来,才能够使人相信啊。”陈独秀、李大钊、陈望道等人通过自身阅历和思考,认识到“教育救国”、“实业救国”都不是救国的正途,“救国不单纯是兴办实业,还必须进行社会革命。”(陈望道语),“干社会革命”(李达语),俞秀松也认为:“我虽主张人生是快乐,不过因为大多数人都受苦痛,我不能独享这种快乐,暂时不能不牺牲我底快乐,去救这班大多数受苦痛的人,因此,我决意想去做社会的革命者。”陈独秀则明确直言在五四风潮后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原因:“欲求民族解放,民主政治之成功……只有最受压迫最革命的工农劳苦人民和全世界反帝国主义反军阀官僚的无产阶级势力,联合一气,以革命怒潮,对外排除帝国主义的宰割,对内扫荡军阀官僚的压迫;然后中国的民族解放,国家独立与统一,发展经济,提高一般人民的生活,始可得而期。工农劳苦人民一般的斗争,与中国民族解放的斗争,势已合流并进,而不可分离。此即予于“五四”运动以后开始组织中国共产党之原因也。”


以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为代表的第一代新型知识分子,秉承中国知识阶层与生俱来的忧患意识和责任感,苦心求索中华民族复兴之路,在20世纪初年中华民族“历史性危机”的时刻,毅然担负起创建新型政党、克服历史危机、拯救民族国家的重任,彰显了为灾难深重的民族谋复兴、为水深火热的民众谋幸福的初心和使命,以群体的力量完成了“开天辟地”的伟大勋业,并最终赢得了民族与国家的光明未来!


栏目主编:王多 题图来源:IC photo 图片编辑:苏唯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